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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女翻译:我的私生活很满足
作者:    发布于:2016-05-05 16:33:03    文字:【】【】【
摘要:提要:资深学者、翻译家资中筠,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,在从事外交工作期间,担任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非专职翻译。1996年退休后的她继续研究、写作。对于现状,她认为:“个人私生活上,我没有任何不满足的,我清心寡欲,衣食无忧。但我不能不关心外面的事情,这是种本能,我看到很多问题,看不到解决的方案,一想到民族前途,我就忧心忡忡。”本文摘自2015年11月11日《新京报》,作者萧辉、侯少卿,原题为《资中筠:最值得珍惜的是“独立人格”》。

提要:资深学者、翻译家资中筠,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,在从事外交工作期间,担任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非专职翻译。1996年退休后的她继续研究、写作。对于现状,她认为:“个人私生活上,我没有任何不满足的,我清心寡欲,衣食无忧。但我不能不关心外面的事情,这是种本能,我看到很多问题,看不到解决的方案,一想到民族前途,我就忧心忡忡。”本文摘自2015年11月11日《新京报》,作者萧辉、侯少卿,原题为《资中筠:最值得珍惜的是“独立人格”》。

 

时代巨变的洪流中,坚守初心,犹如傲骨凌霜。唯有守护最初梦想的毅力和勇气,才是推动国家进步的力量。

2003年11月11日,我们从永安路106号出发,记录这个国家一点一滴的变化。12年后,我们选择了30人——他们无论身处喧嚣躁动,抑或遭遇时代逆流,均以不变的信念应对万变的困局。

在岁月的年轮中,他们有快意、有消沉,有对酒当歌、有失意彷徨。在一次次的磨砺中,不忘初心,举步向前。

在这里,时间是对信念的敬意。

资中筠,1930年出生于上海,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。资深学者,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,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、美国所原所长。1996年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,在其专业领域继续耕耘,旁涉中西历史与文化,写有大量随笔杂文,结集成《资中筠自选集》,引起巨大反响。

9月25日晚,北京金融博物馆报告厅座无虚席,过道上也挤满了人。

85岁的资中筠在讲台上,与数百名听众分享她的新书《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》。

主持人任志强称她为“老先生”。在当今中国,能被尊称为“老先生”的学者少之又少,何况女“先生”。

资中筠满头银发梳得整齐,她说话声音很柔和,说得最多的词是“常识和逻辑”。

主持人问她,最值得珍惜的东西是什么?她不假思索地回答:“独立人格”。

再问:人生中做得最正确的事?答:离开行政岗位,做学术研究。

满堂掌声。

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,资中筠几次说到了“欲罢不能”:在这位老人心中,对当前的一些社会问题,乃至于民族精神,她都感时忧世,想把自己所思所想说与众人听。希望对社会、国家和年轻人们有所帮助。

“我们这一辈人经过那么多动荡,从感情上讲我对这个民族有非常深的感情。从来都是大的国高于小的家。”资中筠说。

老先生珍惜退休后自由写作、专心思考的时光。她拒绝了很多带有“站台”性质的名流的邀请,却不辞劳苦,坐十几个小时的长途汽车,去两个乡村幼儿园探望孩子们。

作家毕飞宇曾评价资中筠:先生思想是今天的,但她的风度和气质属于“那个时代”,在今日中国几成绝版。

 

85岁开通微信公众号

 

新京报:在85岁高龄开微信公众号,你想借助这个公众号向受众传递什么信息?

资中筠:我不是个赶时髦的人,用微信基本只“潜水”,不发言。开通微信公号,是苦恼于经常有人冒用我的名义发表一些文章和看法,引起误解,所以接受朋友建议,借助微信公号澄清,以此为准。通过公众号,还希望把这些年的所学所想与读者分享。文章大多是以前发表的,但我会根据当前一些社会问题或热点话题来编排。

 

新京报:公众号会分散你的时间和精力吗?

资中筠:会占去一部分时间。微信是我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,但我不愿在这上花太多时间,碎片化阅读多于深度阅读,现代人大多有这个问题,这需要警惕。

 

新京报:9月份,你的新书《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》第四版发行,增补了大量新内容,85岁坚持做学术创新,很不容易。

资中筠:这本书是我以前研究美国社会公益事业的著作《散财之道》的第四版修订版,第一版是十多年前发表的,这十多年来美国公益事业发生了很多变化,我一直在修订,第三版早已脱销,本以为年纪大了,研究不动了。但去年我到美国考察,发现美国的新公益动向,体现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,很值得我们关注,于是下决心再做一次努力,做了比较大的补充和修订。

 

新京报:这次修订花了多长时间?

资中筠:花了近1年,需要查找大量资料,每天伏案写作,比较苦,不过完成了也有成就感。能在1年内修订完得感谢互联网,第一本书我花了10年,一点一滴收集档案资料,这本书的大部分资料从网上获得,效率提高了很多。

 

新京报:目前这个修订版的反响如何?

资中筠:听说在短期内销售很快,看来还是受到读者欢迎。多数是NGO、公益界关注。很遗憾在国内的美国研究领域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。国内做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,大多只关注高层政治,没有注意到欧美国家内部社会深层次的变革。我希望青年学者,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到国外亲身体会社会和普通人的动向。

 

从自我迷失到自我回归

 

新京报:回顾往昔,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分为哪几个阶段,每个阶段你最想实现的是什么?

资中筠:冯友兰的女婿给他的老丈人做了一个总结:自我完成,自我迷失,自我回归,这个总结用在我身上以及很多当代知识分子身上也合适吧。

 

新京报:能具体解释一下吗?

资中筠:1949年前,我还来不及“自我完成”,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给我打下了做人的底色;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,我从事涉外工作,和大家一样,经历了各种运动,努力“思想改造”,经历了个人崇拜迷信的自我迷失,文革后期开始一点一点觉醒。“自我回归”最重要的时期是1996年退休至今,能尽量利用相对自由的空间做学术和写作,目前是我最好的状态。

 

新京报:青少年时代,家庭和学校给你打下怎样的底色?

资中筠:家庭教育告诉我什么事情可以做,什么事情不可以做。很重要的一条是不能说谎,这个观念根深蒂固贯穿始终,我觉得要说假话是很困难的。还有一点是反对趋炎附势,我小时家境不错,母亲对穷亲戚朋友都很热心,不喜欢结交达官贵人,这点我印象很深。我读的中学有很多政界要人及巨商的后代,也有一些贫寒子弟,在学校完全以成绩论英雄,老师根本不管你家里是什么人,不像现在的风气,“我爸是李刚”。

 

新京报:在清华的学习经历是怎样的?

资中筠:在清华的前两年,读书很有意思。我读的是西洋文学专业,那时我们真是“身在福中不知福”,给我们上课的先生有钱钟书、杨绛、雷海宗、温德(美国老教授)等等,他们讲课,没有教科书,没有讲义,一上讲台开口就讲,听得很入神。钱钟书是我的论文指导老师,但临近毕业,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,已无心学习,我的论文架子搭得大,后来虎头蛇尾,匆匆弄完的。钱先生对我比较宽容,论文给了我90分。

 

没觉得给领导人做翻译了不起

 

新京报:在思想改造中,你做了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?

资中筠: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情是,1953年我烧了自己中学毕业时的独奏音乐会纪念册。我的音乐会是1947年举办的,我感到当时别人在为新中国浴血奋战,我却沉浸在小资产阶级的钢琴调中,觉得很羞愧,就一把火就烧了。

 

新京报:当时为什么想“改造自己”?

资中筠:从大学三年级起,就是各种运动、政治学习,要求知识分子思想改造,一方面,迫于大形势,一方面,我也真心承认我的出身不是无产阶级,我想加入无产阶级,决心与过去的自己决裂。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都是在国难当头、民族遭受屈辱的时代成长的,新政权诞生,我们欢欣鼓舞,一心想着从此可以献身于建设新中国。

 

新京报:现在回想,那时有什么遗憾的事吗?

资中筠:让我最伤痛的是在“三反五反”运动中,我父亲是受到冲击的对象(后来证明完全冤枉),我工作的单位当然要我和家庭划清界限,我必须在家庭和组织之间做出选择,当然选择组织。运动很紧张的时候,我基本不回家,从此与父母疏远隔阂。以后运动过去,“划清界限”的要求并没有放松。这样无形中亲情就淡漠了。改革开放后,一切恢复正常,我每周都去探望他们,照顾他们的生活,但我们在思想上已经不能做亲密的深度交流。有些话没说穿,我们的关系再也没有回到当初,这是我此生最大的遗憾。

 

新京报:文革结束后,你为何要求从外事工作调到研究所?

资中筠:我原来兴趣是外国文学,做外事工作是服从组织分配的,并没有选择权。改革开放之初,有了一点松动,我就主动申请调到研究机构,后来被分到国际问题研究所,后来又到社科院美国研究所。在这里,我总算有一点独立性,可以读书、写东西了。

 

新京报:你做了20多年外事工作,曾为毛泽东、周恩来等领导人做过翻译,但你似乎不太愿意提这段经历。

资中筠:我觉得人们总拿这个说事,当作一种特殊身份,是一种误解。在50年底末到6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,我大概在外办临时可调的翻译名单上,有时就被召去执行这种任务,那时不像现在,他们也没有那么频繁见外宾。我给毛主席做过大约四五次翻译,给周总理做翻译的次数多一些,还有其他一些领导人。但这并不是我的专职工作,我日常在单位有许多别的工作。我并没有觉得曾经给领导人做翻译是一件多了不起的事,但现在在某些场合被介绍身份时,总会被强调这一点,使我很烦,我专业学外文,曾经做过各种翻译,论口译,最难的是国际会议的同声传译;笔译我自己看重的是翻译巴尔扎克等的名著。我也还写了一些著作,我希望人们以一个独立学者来评价我,而不要攀附在大人物身上抬高身价。

 

“退休后是我最有成就的20年”

 

新京报:回顾你的经历,经过几次大的变化,是什么支撑你一步步走出来,寻找自我?

资中筠:一个大的方向是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好,我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经历过内忧外患、民族苦难,在我们的思维中,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融化在血脉里,怎么做是真正为国家和民族好,在不断探索中。还有一个是追求真理,要明辨是非。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读书明理,很难接受为恶行辩护的谎言。

 

新京报:前面你提到退休后,是你写作最多产、最重要的时期,为什么?

资中筠:1996年退休后,我做的东西完全是我感兴趣的。学术上比较重要的著作如《冷眼向洋》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。这一时期更为重要的工作是祛魅和自我启蒙,我对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发展有了更深层次的关切和思考,写了大量的随笔和评论结集出版(资中筠自选集),它们比我的学术著作影响更大。这20年是我最高兴最有成就的20年,能自由写作,自由思想。我的思想是越来越解放,对历史、世事、各种问题,想得更明白。

 

新京报:你的学术著作和杂文随笔在你心中各占什么比重?

资中筠:两者我都重视,我是个学者,要是没有学术著作,根本站不住脚,即使是现在,我也不觉得我是个合格的学者,我从50岁半路出家做社会科学研究,理论功底比较弱,只能算半个学者。要是没有学术功底,我的随笔会轻飘飘。但写随笔更能自如地表达我的观点,不束缚于某个课题领域。

 

新京报:自由写作想达到什么效果?

资中筠:我就是把自己想明白的事情,和更多人分享。而且有很多人接受,我很高兴。我有一个信心,谁要受我的影响,绝对是好影响,不是坏影响,会整个社会国家有点帮助。但是我也清醒地认识到,中国的人口这么多,受我的影响的毕竟是很小一部分。

 

“希望年轻人的底线不要太低”

 

新京报:你如何安排自己的退休时间,学术研究、自由写作、社会活动各占多大比例?

资中筠:我1996年退休后继续研究、写作,想补补课,我原来是学文学的,有好多社会科学的经典著作没有好好读,希望能安静地读一些经典。如果没有公共活动,每天我大概花6小时读书、写作,累了就弹几十分钟钢琴,弹钢琴时我很快乐,这是一生的爱好,钢琴能给我带来很多乐趣。

 

新京报:你对目前的这种状态满足吗?

资中筠:个人私生活上,我没有任何不满足的,我清心寡欲,衣食无忧。但我不能不关心外面的事情,这是种本能,我看到很多问题,看不到解决的方案,一想到民族前途,我就忧心忡忡。

 

新京报:你是一个喜欢美好事物的人,你的著作《锦瑟无端》、《闲情记美》反映您的审美趣味,退休后你有音乐,有钢琴,有书籍,为何要来管这些困难的事?

资中筠:我本来想象中的退休生活是《闲情记美》那样子的散淡,但不知怎么回事,我就关心起那些感时忧世的事情来了,而且一旦关心起来就欲罢不能。我觉得在当前这个环境中,这些闲情逸致是很奢侈的。我精力越来越衰退,越来越觉得我来日无多,就想赶着把我想表达的东西多写一点出来。另外也受外界的推动,比如今天我就被推动着接受你的采访。

 

新京报:有力不从心、沮丧想放弃的时刻吗?

资中筠:当然,我经常沮丧,看得更明白,看到不满意的地方就越多,就越痛苦。我个人的力量又是很有限的。我不幻想,我写几篇文章有多大的作用,不过是扔一块石头在水面上,激起几个浪花而已。

 

新京报:你在《斗室的天下》扉页上题词“人生不满百,常怀千岁忧”,当前中国你最忧虑的是什么?

资中筠:每个时代都有代表社会良知和高层次的精英,能够支撑民族精神,在最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都没有垮过。但现在整个社会太功利了,太趋炎附势了。

 

新京报:你在书中说“一个民族的希望只能寄托于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年轻人。”你对年轻人有何期待?

资中筠:我不想提出太高的要求,一定要为什么而奋斗之类,只期待青年人不要太趋炎附势、能守住底线,这个底线不要太低。另外,要对自己诚实,尽量不说假话。青年人如果能独立思考,不随波逐流,能扎扎实实做一点对社会有用的事情,那就是有志青年了,我很高兴看到我身边有一些这样的青年朋友,如果他们这样的健康力量能多一点,能聚拢起来,国家和民族就有希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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